第045章 动荡时代（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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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45章动荡时代（四）

伏击是在十二月初三，郑三多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适合伏击的地方，而红娘子的军队则在离此五里的地方待命，随时策应。

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离他们预设的伏击地点不到三里的一个山坡上，博洛贝勒和孙茂才透过树林子看着“义军”进入埋伏阵地。

博洛贝勒很是满意的看了孙茂才一眼道：“你的很好，我一定会如实向摄政王禀报你的功劳。”

孙茂才自然是点头哈腰表示自己是应该的，能为大清效力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

博洛贝勒不再多看自己这个便宜老丈人一眼，他转头吩咐左右：“等下下头一打响，你们各带一个汉军牛录冲下去，主力先不要动。”

外表看起来年轻憨厚的博洛贝勒其实是个很精明的人，他可没有其他老贵族那种看到敌人就拿刀子上去砍人的冲动。对于那种要么砍倒敌人要么被敌人砍倒的打法，博洛贝勒是看不上的。用多尔衮的话说，这是爱新觉罗家族少有的会用脑子打仗的人。至少在多尔衮眼里，博洛比阿济格好使，这也是为什么明知道阿济格和博洛有矛盾的情况，依然坚持让博洛前来的缘故。不过多尔衮也知道自家兄弟的脾气，所以他对于阿济格和博洛的职责还是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，避免他们互相制肘坏事。

阿济格统帅正白旗的六千精锐和一万蒙古骑兵进驻太原，节制山西全境的六万绿营兵。博洛则统帅三千正黄旗精锐和二万汉军八旗，负责北直隶太行山沿线的剿匪事宜，阿济格的主帅不过是挂一个职而已，毕竟人家也是亲王。

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﹑蒙古八旗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。其建制﹑旗色与满洲八旗﹑蒙古八旗(见八旗制度)同。清太祖努尔哈赤时﹐将降服的汉人编成十六个佐领﹐隶满洲八旗。明崇祯四年(1631)﹐皇太极为平衡八旗旗主诸贝勒的军事势力﹐以汉人精于火器﹐拨出汉人别置一军﹐名“乌真超哈”(“乌真”﹐汉语“重”的意思﹐“超哈”﹐汉语“兵”或“军”的意思)﹐佟养性为昂邦章京(总管)。十年分为二旗﹐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(见都统)﹑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。十二年分为四旗﹐石廷柱﹑马光远﹑王世选﹑巴颜为固山额真。十五年增编为八旗﹐以祖泽润﹑刘之源﹑吴守进﹑金砺﹑佟图赖﹑石廷柱﹑巴颜﹑李国翰为固山额真﹐计一百二十九个佐领﹐两万四千五百人。进关后﹐因形势剧变﹐陆续编进了新投降和改编的汉人官兵﹐发展为二百七十个佐领﹐兵额两万人。编制扩大一倍多﹐兵额却少于初建。官多兵少﹐体现了笼络汉降官的政策。

清朝占领关内以后，汉军八旗又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，他们帮助满洲统治者适应中国国情，因地制宜，继承明制。其中范文程、宁完我、张存仁、洪承畴等几乎以“特别顾问”的身份影响着皇帝和大批满洲贵族。在大政方针上，除涉及满洲贵族的特权问题外，其他方面诸如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民族关系上均能够有所提议，并被采纳。另外，由于急需说汉语之官员对内地进行治理，曾一度设置汉军专缺破例进行遴选，一时间各地总督、巡抚多为汉军出身。在这一时期，民族矛盾仍然尖锐，并非照搬明制就能够直接解决，所以汉军对清朝统治者的辅佐成为了满洲和汉人中间的一个缓冲点。汉军在二者中间找寻出一条既不冒犯满洲贵族特权，又将政策调节到汉人可以容忍的底线，因此有学者认为，如果没有汉军八旗的从龙辅佐，清朝统治者未必能够夺取中原地区，并建立稳固统治。随着清朝政局的逐渐稳定，满洲统治者经验的逐渐丰富，汉军的作用才开始降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