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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进站时,已是清晨。走出站台,站前广场上人不太多。广场上到处铺垫着报纸、纸板,估计是昨晚在这里候车的人,嫌候车室里太热,在这里临时打的地铺,上车时来不及清理,才留下这一地狼籍。
恒安在广场边找了家小吃店,要了碗豆浆,两根油条,两个茶蛋,一碟芹菜拌花生米,匆匆吃下,照着昌庆来信的地址,一路打听,换了几路公交,九点钟光景,到了报社大楼。
门卫老头拿起笔,正要让恒安在记事簿上登记,听说是来找昌庆的,把笔放下说,“甄昌庆这些天不在班上,正休病假呢。”
“病了?”恒安心里咯噔一下,两腿有些发软,惊瞪着眼睛,问门卫,“什么病?在哪儿住院?”
“咳,啥病呀,就是休个病假呗。昨天我还看见他来报社了。”门卫老头说着,不屑地笑了笑,叹息道,“现在的年轻人呀,金贵着呢,苍蝇踢了一脚,就要大休;心情不顺畅,也要休假。”刚说到这里,马上醒悟到自己走了嘴,停下话头,问恒安,“你找他什么事?是他什么人呀?”
“我是他父亲。”
门卫听了,立马换上笑脸,让恒安到传达室里坐下,恒安心里有事,急着问,“我上哪儿能找到他?”
“我给他打个电话,看他在不在家?”老头边说,边翻看报社员工的通讯录,找了一会,找到昌庆的电话号码,开始给昌庆拨号。电话拨通,举起电话,当着恒安的面,在电话里向昌庆卖乖,“你小子,小病大养,在家泡病号,把你老爸惊着了,从大老远跑来看你,还不赶紧过来接你老爸。”
昌庆听说父亲来了,有些吃惊,让父亲接电话,确信接电话的正是父亲,叮嘱一声,“爸,你稍等一会儿,我马上过去接你。”说着,挂了电话。
门卫老头正为刚才说了过头话懊悔,见恒安放下电话,再三邀请恒安进传达室里歇息,见恒安进来,又给倒了杯茶。
一杯茶的功夫,昌庆到了。见昌庆面色红润,精神饱满,不像有什么大病,恒安才放下心来。门卫老头趁机卖好,嗔怪昌庆,“这熊孩子,请个病假,看把你爹折腾的,坐了一夜火车,大老远跑来,要不是我先把事儿说开了,这会儿,还不定给你爹吓成啥样了。赶紧接你爹回去压压惊吧。”
昌庆听过,笑了笑,拎过父亲手里的包,埋怨父亲,“爸,你来,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呀,幸亏我请了病假,要不,出差在外,你还扑了空呢。”边说边领父亲出了大楼,到了停车场,让父亲上了一辆车,自己开着离去了。
“这车,是谁的?”恒安上了车,问昌庆。
“我的,”昌庆笑着显摆说,“你看,还行吧?爸。”
“你的?”恒安有些不安,问道,“单位给你配的?”
“单位?”昌庆笑了笑,说,“单位领导除非神经错乱了,不然怎么会给我配车?他自己都想弄辆好车开呢”
“你哪来的钱?买这么好的车?”
“不是买的,朋友送的。”
“送的?”父亲警觉起来,隐隐感到,昌庆身上,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路上车多,怕分散昌庆的注意力,父亲忍住话头,不再吱声。
“家里挺好的?”过了一会儿,见父亲不说话,昌庆问。
“挺好的。”
“爸,你这一回,怎没把俺妈也领来?”
“你姥病了,”恒安说,“你妈和你姐天天在医院侍候,昨天刚出院,你妈回家歇息歇息。”
“俺姥得了什么病?”
“老毛病。”
知道家里没什么别的事,昌庆心情轻松下来,和父亲说,“我还想了呢,等我这阵子忙完了,把你和俺妈接来住些日子,让俺妈给我做饭吃呢。”说着,嘿嘿笑了起来。
见昌庆起了话头,恒安忍不住问道,“你不是在休病假吧?还忙什么?刚才听门卫老头说,你是在泡病号,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昌庆觉察到,父亲已看出他的心思,便不想瞒下去,沉吟了一会儿,开口说,“爸,我不想干啦。”
“什么?”恒安着实吃了一惊。虽说他已看出,昌庆有什么事情瞒着他,却没想到儿子会有这种想法,急着问道,“记者的工作,不挺好吗?现在有多少人想干,还干不上呢,你又是在北京大报社里工作,怎么会有这种想法?”
“你不知道,爸,”昌庆想了想,说,“记者这活儿,不好干呀。你天天写些应景的文章吧,读者不买帐,骂你;你要写些揭露社会问题的文章吧,当事人又不满意,和你纠缠;你要写些反映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文章吧,上边的不满意,主管部门又压你,又是检讨,又是求情;你要是写些歌舞升平的文章吧,良心又放不过你。现在,在中国大陆当官方记者,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,左右不讨好,动辄获咎……”
“那你想怎么样?”
“辞职,”昌庆说,“自己干!”
“辞职?”恒安倒吸了口冷气,怎么也想不到,在他眼里,一向乖顺听话的小儿子,眼下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。“辞职以后,怎么办?”恒安紧跟着问。
“自己开一家文化传媒公司。”昌庆说。
“经营什么?”
“先办一份杂志。”
“办杂志?”恒安觉着不靠谱,提醒昌庆,“国家出版署,现在允许私人办报刊吗?我听说,现在国内的小报,多是挂靠地方党报办的,而且办报的人,多是早先各大报社的退休领导,没有相当的背景,是办不下去的。”
“我不在这里申请,”昌庆说,“我和香港康平文化出版社已经谈妥了,以康平文化出版社驻京办事处的名义,办一份《社会观察》杂志,他们手里有出版物的国际编号,我不用申请大陆的杂志编号。我每年只交给康平出版社五万元管理费就行了,其余的有效证件,都由它们提供。”
“靠出版杂志,能赚到钱吗,”恒安担心地问,“你出的杂志,能卖出去吗?”
昌庆听父亲这样问,知道父亲是局外人,并不清楚行中规矩,笑了笑,说,“爸,这本杂志,只是我的门面罢了,我根本不用它赚钱,甚至赔钱都行,我只要把握住,不发表那些揭示社会深层次矛盾,免得引起上层反感,能让它正常运转就行了。我要赚的,是管理记者站的钱。”
“怎么管理?”
“我要在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内地事件频发地区,建立记者站,这记者站,由行中高人自行管理,我只收取它们每年五万元的管理费;另外,向他们招聘的记者收取培训费。以每个记者站至少招聘一百人的记者编职算,我每人只要收取三千五百元的记者培训费,向他们颁发记者证,那样话,一百个记者站,一年下来,就能收入三百多万元。”
“可你养了那多人,靠一本杂志,能够给他们开销吗?”
昌庆听了,知道父亲并未领会个中奥妙,笑了起来,“爸,我刚才不是说了吗?这记者站,是由它们自己管理的,我只收钱、发证,其余的,一概不管。”
“那记者站的人,靠什么生存呀?”
“自己创收啊。”
“创收?”恒安颇感纳闷,问道,“怎么创收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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