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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的飞行路线已经确定了,我们可以在这里截击他的飞艇。”
“他的飞艇肯定是有战斗机护航的。”
“不要紧,我们已经弄到了最新式的‘林枭’垂直起降战斗机,可以在密林之内起飞,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飞机,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“太好了!这一次他死定了!”
“利用战斗机是打他乘座的飞艇是一方面,我们还应该有补充计划才行。”
“我们联系上了袍哥会的人,他们有很多高手,和我们一起行动,如果飞艇被击落时他跳伞,我们就在密林里等着他。”
“很好!同志们!这一次,我们一定要把北洋军阀政斧的幕后黑手干掉!”
“同志们!让我们喊几句口号吧!”
“共有主义万岁!”
“中国共有党万岁!”
“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!”
在会议结束,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散去之后,只剩下了一个留着“农村会计头”的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桌前沉思。
“你不会想到,是我要杀了你。”他艹着浓重的湖南口音,自言自语的说着。
“等了这么多年,终于可以动手干掉你了。”
“你再聪明绝顶,也不会知道,我为什么要杀你。”
他好容易才从兴奋状态当中恢复了过来,他站起身,取过厚厚的一叠纸,一张一张的用打火机点燃后,放进了一个铁筒里。
红红的火光中,映衬出一张因为得意而变得狰狞的脸。
此时的他,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了自己的“光辉历程”。
记得那是1911年的春天,他来到了长沙,那时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。表面看去,照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描述,长沙“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,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”。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,新风气,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。
尽管清廷宣布立宪,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,说满族是外国人,应该驱逐。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,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,还组织社团,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。
17岁的他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。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,立即表示赞同。按当时的时尚,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,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。象许多学生一样,他剪了辫子,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。
这年夏天,长沙格外闷热,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。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,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,大叫:“快习兵艹,准备打仗!”
10月,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。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,中华民国在1912年的第一天成立。2月,末代皇帝溥仪退位。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,次年就任大总统。而在袁世凯死后,位于燕京的中央政斧控制松懈,中国出现了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。
新生的中华民国带给年轻的他的,是无数崭新机会。工业、商业、法律、管理、教育、新闻、文化,还有军事,可做的事层出不穷。他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。他先参了军,但出艹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,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。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。几个月后,他干脆退了伍,决定再回去上学。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,好些使他动心,一个是警官学校,一个是法律学校,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,使他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。他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,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。他觉得不如自修,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,一待就是一整天。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,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
但他的父亲要他上学,否则拒绝供给他钱,19岁的他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。当时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,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。
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,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,长沙人管它叫“洋楼”。教室很洋气,漂亮的地板,窗上装有玻璃。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,鼓励他们自由思想,组织不同的学会。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斧主义的、国家主义的、马克思主义的。马克思的画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。对读报上了瘾的他已在报章上见过“社惠主义”这个词,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“共有主义”。那时,中国是真正的“百花齐放”。
象全世界的学生一样,他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,有时沿湘江漫步,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,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。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,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,熄灯的钟声响了,他们置之不顾。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,一转悠就是一个月。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,供他们吃住,他们以写门联报答。
一次高谈阔论中,他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,焚诸一炉。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烧书。当时,这话并不离奇,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,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,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。国家有必要存在吗?家庭呢?婚姻呢?私有财产呢?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,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。
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,他形成了他的道德观。24岁时,他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《伦理学原理》中译本上,作了大量批注。在这些批注里,他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。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他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:“我”高于一切。他这样写道:
“道德之价值,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,吾不以为然。”
“吾人欲自尽其姓,自完其心,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。世界固有人有物,然皆因我而有。”
他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。义务与责任他概不承认,“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,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。”
“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,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,吾概不负责焉。既往吾不知,未来吾不知,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。”
“吾自欲遂行也,向谁负责任?”
对他来说,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。身后名“非吾之所喜悦,以其属之后来,非吾躬与之现实也。”
“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。”他完全不屑于追求“流芳千古”。
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。他却认为:“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,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。”
“二者原为一物,吾人各种之动作,固处处须冲动,处处系冲动之所驱,良心之明,亦处处承认之。”他的观点中,“良心”只是为他的“冲动”服务的工具。
泡尔生说:“毋杀人,毋盗窃,毋欺诬,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。”他不以为然,认为:“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,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。”照他的意思,人不干这些坏事,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,要是干了不受惩罚,那就要干。
他姓格的另一个中心是“‘破’字当头”,他说对中国“吾意必须再造之,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”,而且“国家如此,民族亦然,人类亦然。”“宇宙之毁也亦然……吾人甚盼望其毁,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,岂不愈于旧宇宙耶?”
即使是现在,他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。也就是说,年仅24岁的他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。当然,在1918年,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。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,有人评价他“资质俊秀若此,殊为难得”,但他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。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。当他发出征友启事,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,应召的只有几个。他跟朋友成立“新民学会”时,他虽然活跃,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。
那时的他要找份象样的工作都很困难。1918年6月,他从师范学校毕业。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。象他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,勤工俭学。那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,正需要劳工。
当劳工不是他想干的事。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,而他不擅长语言,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。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,他也曾想去俄国,但他怎么也发不好俄文生字表的音,别的学生都笑话他,他就生气了。结果,他既没有去法国,也没有去俄国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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