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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了这一步,好好配合政斧的话,保命还是不成问题的。”刘文正接着说道,“要是抵抗,这院子里死的人,怕是不光是六哥一个了。”
刘文彩长叹了一声,执枪的手无力的垂了下来。
“不错,就是抵抗的话,也根本坚持不到老七和袍哥会的人来。”刘文彩的手一松,手枪便落到了刘文正的手里。
“七哥也许会来,但袍哥会的人,现在只怕早已经逃得不见影子了。”刘文正说道,“那些人,是根本靠不住的。”
“早听你的话就好了,否则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。”刘文彩叹息着说道,“你传我的命令,叫大家不要抵抗,放下武器,听候政斧的发落。”
此时,在飞艇观察舱中的杨朔铭,正举着望远镜,观察着刘家大院及其周围的情况。
地面上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,但很快一切都归于沉寂。
“果然不出‘吾豪’所料,这个刘文彩没有敢顽抗的胆子。”杨朔铭放下了望远镜,说道。
“算他识相。”站在杨朔铭旁边的陈宦笑了起来,“四川的事一直很棘手,这其实也是又一道坎儿啊!”
“是,好在这道坎儿,总算是好好的迈过去了。”杨朔铭点了点头,说道。
“咱们中国的坎儿,实在是太多了。”陈宦看着杨朔铭说道,“瀚之还能记得,上一道坎儿,是什么时候吗?”
“甲午故事,须臾不敢或望。”杨朔铭望着那些已经占领了刘家大院的伞兵,低声说道。
“不错,要说这最开始的一道坎儿,就是甲午年,可惜咱们没能好好的迈过去。”陈宦叹息着说道。
陈宦和杨朔铭虽然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人,但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观点,却出奇的一致。
1894年的中曰甲午战争,从历史上看,是中国的一道坎儿。
中国近代第一轮“改革开放”是著名的洋务运动,在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,赶上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。甲午战争的失败,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,从“制度”和“主义”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,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,而围绕“器物”与“技术”层面的“洋务运动”,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,却在“制度万能”和“主义万能”的大跃进中被忽略。晚清改革正是自此走上了一条“主义”取代“问题”、口号取代实干、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,终至政权分崩离析,“改革”被“革命”所替代。
而导致辛亥革命、清王朝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,并非是主张暴力革命、武装起义的革命党,推翻清政斧的主流,其实正是当时所谓的“立宪派”,而这些人的大多数,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。
这个既得利益集团,其主体是官僚、企业家。在“大清特色”的资本主义下,他们往往是“官商一体”的身份,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场,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、又是商人。即便是所谓的“商办”(民营)企业,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的老干部,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。如策动“保路运动”、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,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。这类企业,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,但却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。
而象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,在那样一个体制下,则必须两线作战:一方面,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,从这方面上讲,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;而另一方面,他们要回避并切断“先富带后富”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义责任,并且为他们的“富加贵”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,从这方面来讲,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。
在晚清时代,老的既得利益集团,以旧贵族为主,在改革中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“效用”的增量部分,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,因此,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的阻力。这种反对,尽管会打着“祖宗家法不可变”、“中体西用”之类“意识形态”的旗帜,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。总的来说,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、政治改革慢慢行。
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,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,采取的是攻势,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,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权利。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,其基色都是“利益”,绝非“理想”。
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,在对付抱有“共同富裕”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,却不惜过度地、破坏姓地、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,以图固化利益格局。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,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(“租股”),这是典型的“牧民”之道——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,吃的只能是草,挤的必须是奶,甚至是血。
辛亥革命前,四川的民怨沸腾,并非因为政斧苛政,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“公司化”,权力资本化、资本权力化,“羊吃人”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。而这些民怨,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斧头上、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,异化为政斧与民众的对立,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“离间官民”策略相吻合。两股力量叠加,再加上政斧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,最终导致局势失控。
而象川汉铁路公司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,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,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,欺上瞒下,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,成为“改革”异化为“革命”甚至“暴力革命”的催化剂。
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,他们既没有对政权的忠诚,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,享受着改革的成果,却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。
而杨朔铭现在要做的,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义的前提下,减少和削弱这些利益集团的干扰,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,避免已经贫富分化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分化乃至撕裂。
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我们这个民族,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态,就是不耐烦,总想走捷径,一蹴而就,跑步进入最高社会。”
“不错,这种心态,具体的表现,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、跳跃式的发展,而在政治上,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‘主义’的框架,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。”陈宦的话里带有一丝沉痛,“这种认识还有一个前提,那就是我们相信:无论改革还是革命,似乎都是越快越好、越激进越好。就好比开火车,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速度而欢呼,直到超速颠覆、车毁人亡,才能反省一下这样做的危害。”
“制无美恶,期于适时;变无迟速,要在当可。快的未必就是好的,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。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,实效才是核心。”杨朔铭说道,“昔年清廷的崩溃,绝非一些史家所说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导致革命,其实恰恰是步子太快导致失控出轨。”
从后世穿越来的杨朔铭在这个时代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后,已经明白,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,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,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。而晚清推行的宪政改革,初定的预备期是9年,大大低于曰本的30多年及英国的上百年,但还是被后人指责为太慢!而细细考察一下,这些责难者的主流,恰恰正是那些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。他们需要从政汉改革的大跃进中,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利,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,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美妙远景。
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,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,也提出了“军政”、“训政”、“宪政”的三段论,孙氏的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,其实要更加漫长。这充分说明,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,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,成为执政者之后,都不能不认识到,政治改革上的“大跃进”,不切实际,无法艹作,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,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!
历史在这里,可以说对那些以革命家面貌出现引领“主流意识形态”的中国人进行了无比绝妙的讽刺。
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导致了政权崩溃,这并不足惜,但这一超速颠覆,却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、有规则的温和改革,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、无规则的武装争斗。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“主义”大旗下,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、争权夺利,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、崛起的根本,这种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,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,也正是杨朔铭试图破解的“王朝更替律”。
一些人总是将对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,都指责为保守。这种指责,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会阅历和行政常识,就是另有所图。殊不知,超速颠覆之后,作为司机的执政者之死,或许并不足惜,但是,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们,是否考虑过这辆车上的乘客安危呢?因为这辆车上面,不仅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,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、现实和将来!
说什么“而今迈步从头跃”,都是不负责任的鬼话!
“瀚之可知,当今世界上,或许很少有几个民族,会如同我们中国人这样,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,都热衷于‘主义’之争。”陈宦声音里透着苦涩,“这种偏好,其实是最应该去除掉的。”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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