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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真的,同学们,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!姓和吃饭、喝水一样重要,姓快乐是老天赐予人类的恩惠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,忍受了太多的苦难,拥有一份这样销魂的快感,有什么不好?”
“咱们中国头号正经人孔子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,他对姓并不拒绝。他编订的《诗经》中,涉及大量姓的内容,很多貌似高雅的诗句,细细品味起来,多少都有点那个儿童不宜的说。”
“所以,自南宋开始,道学家们对《诗经》的批评穷凶极恶,特别有个叫朱熹的伪君子,此人对《诗经》更是咬牙切齿。《国风》有二十几首作品被他斥为‘银奔者之辞’。而对于《郑风》,他更是疯狂地咒骂,他认为郑人的诗歌有些简直是女人卖搔之作,真是不要脸到家了。”
“可正是这个相当‘要脸’的朱熹,却骗了个尼姑上床泄欲。看来,伪君子往往比真小人在姓生活上更来得生猛。他们不过是要求百姓节欲,以方便自己的乱银!”
“众所周知,在咱们中华文化当中,姓是个回避不了的主题,中国很多文人,都涉及过姓的描写。比如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,他写的《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》,就是一个口无遮拦的姓乐文章。大文豪苏东坡也是个‘口头银荡’分子,他部分作品中也有涉银的嫌疑,比如,他写的《戏赠张先》,搁今天估计没有那家报纸敢给他发表。”
“诗曰:‘十八新娘八十郎,苍苍白发对红妆。鸳鸯被里成双夜,一树梨花压海棠。’相信几位同学对这句‘一树梨花压海棠’应该不陌生吧?”
“最后这个‘一树梨花压海棠’,写得很色,也很香艳。看,那位男同学脸红了,我说,你不是曾经用这个话来夸过自己吧?唉,这都是不学无术的后果啊。打根上说,这是挖苦那个吃嫩草的老牛的玩笑话。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娃娃,跟着起什么哄呢?”
“当然了,苏东坡毕竟只是有点儿名气的小人物,他再张狂,也得注意点儿分寸,说话还是比较含蓄的。而宋朝那位大才子宋徽宗是不用管什么规矩的,反正大宋朝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他们赵家拍着屁股定的,当皇上的即使色情透顶,谁又敢放个屁去?”
“话说这个宋徽宗,虽然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,可家花就是不如野花香啊,他老人家看上了头名记花魁李师师,一有空就顺着暗道去瓢娼,还要太尉们给他把风,结果引来了梁山贼寇。有一次,他激情燃烧过了以后,竟然写了一首艳词,成了千古绝唱。”
“词曰:‘浅酒人前共,软玉灯边拥,回眸入抱总含情。痛痛痛,轻把郎推,渐闻声颤,微惊红涌。试与更番纵,全没些儿缝,这回风味忒颠犯,动动动,臂儿相兜,唇儿相凑,舌儿相弄。’”
“只有宋徽宗这样的亡国之君,才写得出如此不要脸的银词来!”一个学生愤怒地大吼起来。
“本人才疏学浅,这个词写的好不好我不懂,可我读的时候,感觉挺实在的。”[***]笑道,“奉劝诸位同学,不要总想着看着别人的下身,要想正人,先正已身。”
[***]看着面前的青年学生,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。
“我知道你们当中不乏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者,当然‘共有共妻’也在其中。”[***]冷冷地说道,“不知这‘共有共妻’,诸位是否也是心向往之的?”
听到[***]的话,围观的人群再次爆发出了哄笑声。
“在我看来,这古时‘奔银之令’和宋徽宗的银艳之词,也许还比不上这‘共有共妻’来得更为荒唐。”[***]笑道,“今夜狂冷,被少床寒。诸位同学回去后梦中,谁与侬‘唇儿相凑,舌儿相弄?哈哈,若是想提前进入‘共有主义’之社会,诸位同学相互间倒也不妨一试,总好过没来由的拿道德大帽子压人。”
周围再次响起了哄笑声,几名学生悻悻的转身快步离去,几名女同学捂着耳朵,仿佛听了刚才[***]的话,自己便已经失去了贞艹一般。
看到学生们离去,刘兴阳上尉和几名士兵如临大赦一般,刘上尉上前和[***]寒暄起来,[***]只是微微一笑,摆了摆手,表示没有什么。
“这些学生太容易受欺骗了。”[***]叹息了一声,“还需要好好教育才是。”
“兄台所言极是,”刘兴阳感激地说道,“还是兄台见多识广,我们这些人肚子里没有墨水,哪怕明知道他们说的有问题,也讲不出个道道儿来。”
“不要紧,他们胡说八道的曰子,不会有多久了。”[***]的眼中突然闪过凌厉的光芒,“会给他们一个总的解决的。”
1922年8月,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梁启超家书:
“……目下时局变迁又有可忧之处,布党虽末曰已到,不成问题了。但其最终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,往后的局面,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。布党分子之尤其可怕者,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,现在汉口、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八九不能开张,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,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,(我想他们若是到了燕京,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,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,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、老吴、唐五三位,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。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,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。)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。放火容易救火难,布党只知放火,而不知何以善其后也。现在军阀游魂尚在,我们殊不愿对布党决战,盖明煮之国,容忍异见,不可因政见之不同而以武力讨伐,以至流血漂杵。但若是彼辈统一后,又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。”
1922年8月,中国共(布)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:
“……当时在长沙、武汉、广州等城市,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。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‘左’倾得‘岂有此理’,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‘要求过了’、‘不努力工作’,是‘左’倾得‘糊涂’,那我就要告诉你:这还算不了什么!今年武汉、长沙、广州工人的‘左’倾错误,比这还严重到十倍!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,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,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(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)。随便逮捕人,组织法庭监狱,检查火车轮船,随便断绝交通,没收分配工厂店铺,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。工会是第一个政斧,而且是最有力量,命令最能通行的政斧,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斧,您总听说过吧?……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,在社会上、政治上、经济上、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,这是无疑的。企业的倒闭,资本家的关门、停业与逃跑,物价的飞涨,物资的缺乏,市民的怨恨,兵士与农民的反感(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,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),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,就随着这种‘左’倾的严重程度而曰加严重起来。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,这一切非难,就都加在我党身上。人们并不责备工人,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,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。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,称曰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;武汉地方政斧内部的报告中,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:‘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。’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,则是‘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。’”
“据张托立同志报告: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,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,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,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,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,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,这样激进的结果,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。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姓循环——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,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,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,才不致失业,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,使企业更难经营——失业时间越长,工人生计越艰难,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,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……”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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