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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宝桢到山东巡抚任上之后,身体力行,一番雷厉风行之下,山东官场的风气的确“清正”了许多,但随之而来的,却是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,以及财政收入的困窘。
丁宝桢一直认为,读书人都是孔孟之徒,他们入仕,出发点应该是行孔孟之道,并不应为一己私利。所以,他的取消收受陋规,保持祖制的“低薪”正好有利于官员们“砥砺节操”,“保持正气”,正所谓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。低薪制其实是中国基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政治传统,但问题是一方面是官俸低得有时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开支,另一方面是官本位,官万能,各级官员权力不受约束,制定各种土政策,进行各种乱收费几乎没有任何障碍。通过加收摊派收取行政费用,支撑政府运转,是历代政治中的一个正常现象,也是低薪制得以维持的基础。问题是加收多少,摊派多宽,并没有明文规定,完全是暗箱操作。并且,对政府机构的财政收支,从来没有建立过有效的会计审计制度。官员们往自己口袋里放钱,就像吃饭夹菜一样容易。这种制度的荒谬,正如同“渴马守水,恶犬护肉”,导致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在这种制度下,要是做清官,一丝不取,结果就是甘于正常人无法忍受的贫穷。
问题是,你要甘于贫穷可以,但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和你一起受穷!
儒家理学所造就的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,支撑着中华民族渡过了几千年的艰难岁月。这个神话是个圈套,它告诉人们,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达到幸福彼岸的道路已经为圣人指出。因此幸福就在眼前,唾手可得。问题是圣人之言恍兮惚兮,如何百分之百贯彻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。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幸福,那原因必然是你没有贯彻正确。
几千年来,中国人就是在试图通过贯彻圣人之言、达到幸福彼岸的努力中度过的,几千年了,圣人们许诺的“大同世界”从来没有降落过人间,“太平盛世”从来只是战乱和灾荒中的短暂喘息。在圣人之言人人讽颂之时,人们举目所见,只有混乱、僵滞和穷困。从来没有人怀疑圣人之言是否正确,没有人跳出这个神话的陷阱。人们只是前赴后继,一代又一代坚持不懈。
整个中国文化都陷入了巨大的偏执之中,毅力被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。然而,人们越努力,世界就变得越糟糕。
而丁宝桢却仍然对此坚持不懈,他上任之时,山东的税收本来并不少,但他“一心为民”,到任后便大兴“利民工程”,兴修水利。1871年,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,交通阻塞,多数州县被淹。负责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动工堵筑。丁宝桢力请即时于水涸时动工,并请命亲自督修。不到两个月竣工,时称“费半而功倍”。但不久之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,河水夺流南下,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数百里受灾,运河交通废弃,朝廷上下治水之议莫衷一是。丁宝桢又奏请督工堵筑,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。
除了兴修水利,丁宝桢在济南建尚志书院,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,兼收愿学天文、地理、算术者。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摊派过来之后,丁宝桢积极支持,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交付。他办的这些事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官声,但山东的财税收入却渐渐的变得入不抵出。而丁宝桢并没有去研究这当中的原因,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节俭,并亲自带头做表率,并严禁捐勒需索讹诈卖放等弊,“谕各商人,如有此蔽,准其随时喊禀,立即严究。……重则重办,轻则当堂笞责,……没有讹索得脏者,立即究返,当堂发还商人,不迁延时刻”。但他的表率虽然做得好,除了他个人的官声继续高涨之外,别的却是一无所有。
但吊诡的是,在官场上被视为另类奇葩的同时,在民间,丁宝桢却已经渐渐成了“神”,成为老百姓希望的寄托。在老百姓的心目中,丁大人就是救苦救难的青天大老爷,是扬善惩恶的大英雄。他成了小民百姓正义的化身,一个超现实的存在。而现实生活中的丁宝桢,一边享受着小民百姓的崇拜,一边却也暗自为财政困窘而苦恼不已。
他的这种苦恼,是不能和小民百姓说的!
当然,小民百姓之中,也并不是谁都这么认为的,一些士绅和商人在私下里就曾发出了“清官亦猛于虎”的哀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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