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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史之乱爆发,潼关失守。杜甫把家安置在一边,独自去投肃宗,中途為安史叛军俘获,押到长安。
他面对混乱的长安,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,写成《月夜》、《春望》、《哀江头》、《悲陈陶》等诗。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,任职左拾遗。由於忠言直諫,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。其后,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,成為他不朽的作品,即「三吏」、「三别」。
西南飘泊时期(四十八至五十九岁):
随著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飢荒,杜甫弃官,携家随人民逃难,经秦州、同谷等地,到了成都,在严武的帮助下,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。
严武入朝,蜀中军阀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作乱,他漂流到梓州、閬州。后返成都。严武死,他再度飘泊,在夔州住两年,继又漂流到湖北、湖南一带,病死在湘江上。
这时期,其作品有《水槛遣心》、《春夜喜雨》、《茅屋為秋风所破歌》、《病橘》、《登楼》、《蜀相》、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、《又呈吴郎》、《登高》、《秋兴》、《三绝句》、《岁晏行》等千餘首,佔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,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。
杜甫诗「有集六十卷」,早佚。北宋宝元二年(1039年)王洙辑有1405篇,编為18卷,题為《杜工部集》。钱谦益编有《笺註杜工部集》。杨伦说:「自六朝以来,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,陈陈相因,最為可厌。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,上悯国难,下痛民穷,随意立题,尽脱去前人窠臼。」
特色,杜甫是社会派诗人,趋向现实主义,内容广泛,富时代性,取材於政治兴亡,社会动乱,战事徭役,飢饿贫穷和贫富悬殊。
杜诗善於描写当时歷史实况,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现况,故有「诗史」之称。从安史之乱至入蜀之前,杜甫经歷了大时代的动乱,写下大量的实录式写实名篇。其名篇中,特多写实之作,如名作《丽人行》,反映上层社会的奢淫。
思想方面,杜诗中有儒家思想,悲天悯人,忧国忧民,洋溢著仁民爱物的情怀和浓烈爱国主义色彩,有「诗圣」之誉。
杜诗善用理智去仔细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,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人民的苦乐,有强烈政治意识,继承并发扬诗经、汉乐府民歌及建安学的写实精神。
手法方面,杜诗善写人物对话和独白,选取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来描写。杜诗也善於抒情,结合抒情和叙事,又结合抒情和写景,寄情於景。杜诗叙事注重客观描述,让故事身直接感染读者,而少发议论。
语言方面,杜甫写作态度非常严肃,语言精炼,用字準确,形象生动,多姿多采,并善於运用民间口语。
体裁方面,杜甫作品眾体兼善,五七言古体、律诗绝句,无所不工。他往往用不同的诗体,表达不同的内容,叙事多用较少格律限制,便於铺叙描写的古体诗,抒情则多用近体诗。
杜甫大量创作七言律诗,作品内容广泛,技巧纯熟,注重声律对仗,格律严谨,语言锤鍊,為歷代典范之作,达到极高的成就,使七律创作臻於成熟。他又开创「即事名篇」的新乐府诗,描写社会的民生疾苦。
风格方面,杜诗主要风格是沉鬱顿挫,风格多样,丰富多姿,或雄浑奔放,或清新细腻,或沉鬱悲凉、或辞藻富丽、或平易质朴、或通俗自然。杜诗融冶吸收前人艺术技巧,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新风格。
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,普遍认為具有「沉鬱」的特点,「沉鬱」一词最早见於南朝,「体沉鬱之幽思,丽日月」,后来杜甫写更以「沉鬱顿挫」四字準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,「至於沉鬱顿挫,随时敏捷,而扬雄、枚皋之徒,庶可跂及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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