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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布惋惜的声调中排满了幸灾乐祸。主管新法施行的司农寺,在年前的时候变得比较轻松,只有到了明天二月,将兵法开始施行,而免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,到那时,才会重新忙碌起来。所以,这一天的午后,才有在汇报工作之余,与王安石聊起天来的闲空。
“不过他现在当是后悔了,没问明内情便乱下判词。苏子瞻的名声,从此以后怕是在风月场中就是有些不好听了。”
王安石沉稳得很,没有曾布那等露骨的幸灾乐祸。只是时不时的点点头,算是对曾布的回应。
没办法,谁让曾布前些时候在跟苏轼廷辩的时候,吃了一个闷亏。要不是天子拉偏架,王安石又拿出宰相的身份压人,说不得就会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。
论口才,能跟苏轼一较高下的,巡遍朝中也没几人。吕惠卿能算一个,他曾经在朝堂上把司马光驳得说不出话来,也曾拿着韩琦的奏章一条条批驳回去,正所谓‘面折马光于讲筵,廷辩韩琦之奏疏’,但吕惠卿已经回乡守制,两年之内都不可能出现在东京城中。
章惇勉强也能算一个,堵得文彦博气急难耐的情况也有过。但他和苏轼两人交情深厚,即便政见不同,可在公事上的分歧,倒也不会闹到面红耳赤的地步。
而曾布的口才就差得远了,他本就不是以舌辨着称,遇上了苏轼,就只有被其肆意欺凌的份。心里一口气,堵了几个月了,一直堵到了现在。
“苏子瞻这判词一下,其实是把雍王推到了风尖浪口。人人都道是他得了雍王的授意。现在都有人说他附会亲王,德行堪忧。”曾布眼中闪烁着喜色。原本对韩冈很有些法的他,现在倒是想请韩冈好好喝上一顿。
王安石终于叹了口气,曾布的心情他也能理解,是给苏轼欺负惨了,但总说这些话,也有失大臣体面。
“‘士大夫捐亲戚,弃坟墓,以从宦于四方者,宣力之余,亦欲取乐,此人之至情也。若凋弊太甚,厨传萧然,则似危邦之陋风,恐非太平之盛观。’(出自苏轼熙宁四年二月的奏章。因为本书中,免役法已经提前实施,所以这份奏章也便提前出台。)还记得这一段吗?”王安石忽然问起曾布。
曾布皱眉想了想,反问道:“是苏子瞻前日反对免役法的奏疏中的一段?!”
王安石点了点头。那段话就是苏轼的本心。
士大夫离乡出来做官,虽是为了天子出力,但也是为了能因此而取乐,否则何必告别亲戚,远离乡土,出来走遍四方?
如今朝廷废掉差役法,改收免役钱来雇佣百姓来做事。原本在衙门中卖力之余,还要在官员家中做牛做马的免费劳力,现在变成了必须花钱来雇的佣夫。驱用衙前在自家门下做点事没问题,但用公家的钱来雇佣仆役,却是会被弹劾的。
所以当免役法推行后,官员家中的人力就显得捉襟见肘起来,苏轼才会在奏章中抱怨说,官员家中‘凋敝太甚,厨传萧然’,就像危亡小国的情形,不是如今太平盛世该有的景象。
王安石把苏轼的为人得很透,如今大部分士大夫想法也都是如此。他们所谓的仁,是得由他们高高在上的赐予百姓,并不是视民如伤的感同身受,以己推人。
“不知苏子瞻他现在,是因让一洁身自好的女子无法脱离教坊司而自责,还是因为毁了自己名声而后悔?”
王安石的话犀利透骨,曾布觉得有些尴尬,其实他也是为苏轼的名声大损而幸灾乐祸,却没有去想周南那里的事。
曾布跟随王安石日久,知道他的性格。王安石虽然很欣赏苏轼的文采,但对其放达而不顾于下的言行却是颇有微词。从学术上说,王安石推崇孟子,对‘民’是很重的,而苏轼以及其父其弟的学术,在王安石等人来,却是近于纵横苏张一流。
干咳了一声,曾布提议道:“不管怎么说,苏子瞻挡回了周南的脱籍申状。韩玉昆肯定是失望不小。他那里是不是要安抚一下。”
“周南就让她脱籍好了,教坊司不缺她一个。不过现在此事闹得太大,不宜有所动作。过几个月风声小一点再说。”王安石笑了笑,“天子其实也知道这一桩公案,当是有成人之美的想法,届时让韩玉昆自己上表请了天子恩典就是。至于安抚,章子厚会做的,子宣你就别管了。”
“是!”曾布点头应承下来。“对了,”他又向王安石问道,“元泽应该快到了吧?”
说起最得意的长子,王安石的脸上就添了点笑意:“应该就在这几日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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