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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没有与任何大臣商议的情况下,朱高煦下令翰林院写了两道圣旨,其中一道送往刑部、大明央行、内阁宣读;另一道给行人刘鸣。
第一份是让央行的长官、或次级长官替代进入内阁决事,内阁扩充为十人;在刑部增设“工商法提举司”,长官为正四品提举,另有编修、参议等几个官职。
提举司负责修订工商法令,但每条法令通过,要经廷议决定。职权还包括复审各地的工商业、财产纠纷、借|贷等财富相关的案件。受刑部尚书薛岩、两个侍郎的节制。
第二份则是表彰刘鸣在日本国有功,将他调往刑部,升任正四品工商法提举司提举,主持立法。
上回朱高煦增设“大明央行”,并任命宋礼为长官,也是当场决定,没有与谁商议过。但这回,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。
刘鸣那份主张“与时俱进”的奏本,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;时间并不长,很容易便挑起了朝中大臣的敏感神经。夏元吉、蹇义、吕震、解缙等等一干文官,当天就表现出了对此事的抵触情绪。
至于前两天还有的“废太子”旧案的风波,忽然之间就被人们抛诸脑外。
次日御门听政时,蹇义便上奏:“行人刘鸣,武德年己丑科三甲进士出身,至今不过两年有余,或不能担当四品之职,圣上三思。”
朱高煦不置可否。
翰林院的解缙立刻站了出来,径直说道:“圣上,刘鸣此人既无资历,也不见有过人之才。不过是揣摩上意、阿谀奉承之辈,写了一篇奏本,便平步青云,走的是钻营的路子。朝廷一开终南山捷径,上下诸官皆效仿之,岂是好事?还望圣上收回成命。”
顿时不少人都向解缙投去了赞赏的目光,恨不得竖起大拇指,情况非常难得。
朱高煦道:“圣旨已传视诸官,撤回则有损朝廷威严。”
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,但心头已有火气。稍微忍耐了一下,朱高煦又想:解缙只是敢说,他就算不说,看样子有些官员也是这个意思。
反正不管是蹇义、还是解缙,都不能抗旨,圣旨所言之事仍得执行。朱高煦便没多说,就此算了,然后叫大臣们各司其职,起身离开了奉天门。
有些朝代的中后期,皇帝对官员的人事权不再完整;可以杀官、罢免官员,但没法仅凭圣旨提拔官员;朝廷中枢官署,甚至可
以把皇帝的圣旨打回去。
然而大明初的情况不一样,朱高煦延续的是太祖、太宗的规则。皇帝有乾坤独断的大权,想封谁做甚么官,一句话的事而已。
朱高煦没有太祖的精力、将所有权力都握在自己手里,但是他心头很清楚:不能轻易放开三样大权,人事、兵权、财权。
所以他懒得理会解缙等人,通过这件事、倒可以提醒官员们:皇帝有绝对人事权。
……吏部尚书蹇义今天没有去内阁,派吏部左侍郎去了。他守在吏部衙门里,等刘鸣前来领任命状、官服、印玺、安家费等规定的东西时,蹇义便授意下属,找理由拖延推诿了过去,叫刘鸣明天再来。
各衙门的办事效率本来就不高,吏部没说不给刘鸣办,拖延个三两日实属正常。
但此事显然无法一直拖延下去。因为洪武年间的中书省已经被裁撤了,六部尚书、理论上只有诸事的执行权。蹇义根本没有权力拒绝执行中枢的决策,抗旨是最蠢的法子。
今天早上蹇义先站出来劝诫圣上,诸寮必定对他寄予厚望,怎能轻易向乳臭未干的“新党”投降?何况此时仓促放手了,将来再对付刘鸣等人那帮新党,必定非常麻烦。
当然常规的办法,其实是以辞职要挟皇帝,如果一大片官员辞职,那效果就非常好了。
不过蹇义仍然在掂量,当今皇帝是不是会吃这一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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