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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舍挨打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,参与的人各是什么表现?他为何选择自杀来结束一生?

1966年8月23日,已经无班可上的老舍,为什么刚从医院出院,就急于去上班?他为什么三次受暴打?

1964年3月24至4月28,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,对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回国后,就写了长篇散文《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》,但在国内竟发表不了。这是第一个信号。他的笔越来越受到左的方面的压力。从数量看,1963年他发表短文40篇,1964年是10篇,1965年是9篇,1966年只有l篇了。

生活于村外小大概人一生中有许多“未卜先知”的征兆、细节,可能是会反复出现。

。只不过开始临来时,像离了你很远,你和它八杆子打不着,甚至直接参与进来,推波助澜,促成其事态的发展、恶化。

转来转去,哪一天却可能“碰着”“打着”你了,旁人在发动。曾经打过、整过、批过、附和过、诬陷过别人的,轮着自己时,和前人一样,也会有冤诉不出、不让诉、无处诉,如此,“莫须有”的罪名,谁也料不到哪一天就落在自己身上。那些不能早早出来既伸张、张扬法律正义,又伸张、张扬道德正义的人,就是我们常说的“麻木”者或“以其人之道,还治其人之身”者。

老舍有良知层面上的道德正义感,却缺少对法理层面上的法律正义的认识,以及维护勇气。在后一方面,即使现代文学史上思想最深刻的鲁迅,也存有很大漏洞与不及(参见蒋泥:《人何以“立”》,《文艺争鸣》2002年3期。)。毕竟作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全了再搞创作,因此,我们在他20年代的作品《赵子日》、30年代的《大悲寺外》《猫城记》里,看到了三十多年后将会再次上演的年轻“暴民”的闹剧。

《赵子曰》里,校长被学生捆起来打,庶务员的耳朵也被他们钉在门框上。《猫城记》里的猫人,杀皇上杀家长,也杀教员。《大悲寺外》的主人公,是位极具博爱、牺牲精神的学监黄先生,却遭毒打,是那种蛮横的、因私的、恶意的、利用了群体集会时的盲从作恶的心理,来推进事态扩大化的攻击:“‘打他!’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……跟着,‘打!“打!’后面的全立起来。”三天后,他死在医院里。

对于他们的遭遇,尤其是黄先生的死,老舍是深切同情的,对学生的无知,也是带了道义上的谴责的,甚至让打死人的那位,一辈子不得安宁,事事失败,凡到他就要成功时,就受到灵魂的折磨,退缩了,毁了,把它当成是死者的“诅咒”,只好不干什么,生者住到死者黄先生墓边,“离他近,我好天天来诅咒他”,现出了生者卑下、恶毒的可悲的天性,有一种因果报应的悲惨的意味。

作者不是把它们当作犯罪事情来处理,让作恶者得到法的公正警示和制裁,起码没有这样努力的意识,而仅停于道德层面上,无所启蒙、恶根尚在,难免就不再来。

且看1951年,老舍自己参加过的一次控诉“恶霸”的会。

那天,他到得相当早,已坐满了人,什么人都有,无分彼此地坐在一起。当大会开始,台上一个个宣布“恶霸”们的罪状时,台下全体就高喊:“打倒……”后来,“老的少的男的女的,一一上台去控诉。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,台下许多人喊‘打’。我,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,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:‘打!为什么不打呢?!……警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,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:‘该打!该打!’这一喊哪,叫我变成了另一个人!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。不错,我恨恶霸与坏人;可是,假若不是控诉大会上,我怎肯狂呼‘打!打!’呢?人民的愤怒,激动了我,我变成大家中的一个。

他们的仇恨,也是我的仇恨;我不能,不该袖手旁观。群众的力量,义愤,感染了我,教我不再文雅,羞涩。说真的,文雅值几个钱呢?恨仇敌……才是有价值的、崇高的感情!……这样,我上了一课,惊心动魄的一课。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。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……我愿……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。”(《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》。文章发表于1951年10月。参见《老舍文集》14卷,325-327页。)老舍本人遭到迫害,却是被指控为北京市原市长彭真的“同谋”了,而且,作为《北文艺》的主编,他对发表《海瑞罢官》负有责任,定了个“莫须有”的罪名,一直战战兢兢。1966年7月10日,首都各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支援越南反抗美国的战争大会,老舍出席,并坐在主席台上。这时,在这样的场合露面,在他已久违了。会后,他对同时参加大会的巴金说:“请告诉朋友们,我没有问题,我很好,我刚才还看到总理和陈副总理。”(巴金:《“最后的时刻”》。)这腔调在今天的人听来,显得很悲凉、凄惨、失气。

因此,林斤澜在《名著选读》中说:“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,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。”

1966年浩劫初起时,老舍就在写检讨、受批斗。批斗间隙、批斗之后,老舍对林斤澜说的还是艺术,特别是小说语言艺术,如:“语言就是脸皮。你看个别人,写了一辈子,也有影响,可没自己的面目。”林斤澜认为,这里的“个别人”指的是巴金、章靳以他们。

7月13日,老舍在家忽吐鲜血,被送进医院。未痊愈,他很牵挂外面的运动,就出了院。到8月21日,他憋不住了,曾愤愤说:破“四旧”,斗这砸那,是谁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?又要死人啦,特别是那些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。

对于死这样的重大行动,老舍早有揭示。屈原的“死节”,更是他心中伟大人格的范本。

但是人都逃不开他的环境与时代,有直道而行者,有委曲求全者,许多品节高尚之士,为表白清白人格,展示不辱气节,纷纷自杀,越到后来,老舍作品里人物自杀的心理强度越来越加大,从《老张的哲学》里的李静、《赵子曰》里的李景纯,到《猫城记》里的大鹰,《四世同堂》里的祁天佑,《茶馆》里的王利发等,其死都带了为自己信仰和人格进行“身谏”、殉难的性质,具有了宗教精神,成了老舍自己自杀的“预演”。

在他曾为之讴歌过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中,有位朋友受诬陷,辩解无门,跳入护城河自杀,人们纷说他不该出此下策,老舍却认为这也是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。想不到,他也会走这条路,成了“文革”中文化界最早的受害致死者!并且,其受害方式,也是靠了1951年那种群众集会,无限度地上纲上线,毫无法律上的根据,人人在喊打,真就打着了。

8月23日,已经无班可上,老舍刚出院,却去上班了。文联大院里贴满大字报,出出进进的人神秘而慌乱,透着异样。老舍在办公室拼命吸烟。中午该回家了,没见着司机。

下午,北京市文联会议室正在开会学习,一群红卫兵,是那整整一代在疯狂中迷失了方向的、不再读书的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。他们多年练旧戏,现在觉得应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**指示。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,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、道具等“四旧”拿出来烧掉。当天他们决定去安定门外成贤街国子监大院孔庙焚烧京戏戏装——他们误以为,自己的破坏性运动,会净化党和国家——但觉得还该拉几个文化局的领导去批斗,就闯进文联,文化局本和文联隔不远,又想起要拉几个名人去陪斗。就闯进来,拿着名单唱名,叫到的人,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,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。凡是挂上牌子的,就算是“金榜题名”,进入牛鬼蛇神的“行列”。这时人们才领悟到,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、资、修的反了。不由分说,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出去,弯着腰,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。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,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浆糊贴在被问者背上。

这时,屋里就剩下老舍和端木蕻良两个人没叫到。端木蕻良虽然知道文联有个后门,可以从那儿溜走,但他又想,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,再加上一层“破坏革命”的罪名,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,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。老舍很镇定,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。

这时,学生看见了他们,叫他们出去,老舍先行,端木蕻良跟出。造反派命令他们排入队伍,和大家一样猫着腰,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式。接着,便有人在他们背上刷厚厚的浆糊,把事先准备好的、上面写着姓名、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,一下贴到背上。

上车去陪斗的牛鬼蛇神中,本没有老舍。但他看到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,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。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一眼认出他,大叫:“这是老舍,是他们的主席,大反动权威!揪他上车!”老舍就成了他们的俘虏。

他们像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,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,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,劈头盖脸地向他们打来,有的用皮带,有的用木棍,真是“乱箭齐发”。挨打的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,其他什么也看不清,只听到口号和打人声混在一起。

乱哄哄爬上去,车上很挤,天特别热,好不容易车颠颠簸簸地开了,尽管站不住,但因挤也摔不倒。

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下,他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,被带到一个广场上,围成圈儿,然后全都“五体投地”趴在地上。圈子中间堆着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,被点燃,火星四溅。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,灰尘满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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