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比较老舍与矛盾、巴金的长篇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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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五，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有三条近似的发展线：占主导地位的，是以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萧红、巴金等人为代表的“新文学”传统；处于“边缘”地位，远离时代，追求艺术独立的品性，强调审美价值，随时间推移，而越来越发挥其影响功效的“美文”、“性灵派”传统，代表作家有沈从文、林语堂、徐志摩、梁实秋、钱钟书、张爱玲、张恨水、金庸、汪曾祺等；第三线则是既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，追求纯真艺术效果，又有强烈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的作家，周转于两极之间，以郁达夫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曹禺等人为代表。具体到老舍，他是第三条线上的最佳典型。

好在老舍的功利化取向并不彻底、完全，让他写“新事物”、“新生活”时，那是为难他了，那支笔也是生疏、艰涩的。当写熟悉的生活，写旧人旧事旧社会旧年代，尤其是回到他的北平，写老北京的生活世相时，他的艺术世界又变得精彩卓越了。

从他抗战后期所写的《四世同堂》和一些散文、创作谈，以及1957年、1961年年底前后，写就的《茶馆》、《正红旗下》，都能看出他的这些变化，他创作心理上天才般的矛盾和彷徨。

以巴金、茅盾这样的天赋，虽也都或多或少，有过类似的苦恼、折磨，但总体上说，他们小说创作上的生涯——说得再苛刻一点，其在文学上的成就，都成于并止于1945年抗战胜利以前了（晚年巴金倒是写过一部“大书”《随想录》的，但它除了有点史料或资料性的价值外，就再无多少可取之处了。参见蒋泥：《读懂巴金》（《另类童话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）、《巴金的底线》（《闲话》2007午第一期）等。）。

如此，笔者才认为，老舍和茅盾、巴金，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小说或文学大师。温儒敏先生的判断有待商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