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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张仪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，就明显照顾到了观众的情绪，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，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，也有时间和经历，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。
而反观冯晓刚对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的改编，密集地展示悲剧，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。
在电影院内，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，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，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，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，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，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。
最后，从人性上说，对人性的彻底否定，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，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，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，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。
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，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，无疑是十分吃亏的。在整部影片里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。
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，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，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。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，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愿跟栓柱睡觉，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饥饿程度还不够，老范这个人物戏份最多，实际上最平面，他的性格像一张白纸。
总之，没有一个人符合道德的要求，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事实，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，小说也可以这样真是的表达，唯独故事片做这样的展现，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。
因为观众对于故事都具有良好的期盼，把这种期盼打碎，无疑是同观众的情感认同为敌。
归根结底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冯晓刚就是太不拿观众当一回事了。
之前在和媒体的对话中，冯晓刚在回答《一九四二》为什么叫好不叫座的时候，就曾说过：“观众不是我的上帝！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媚过谁，觉得有意思，想拍就拍。观众和导演是朋友的关系：我拍电影给大家带来笑声及愉悦感，观众给我信任感，是平等关系，没有谁必须要买谁的好。”
这种论调无疑错了，因为导演一定指盼观众的票房，但观众不一定非看导演的作品不可。
《一九四二》就算拍的再好，观众们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义务。所以冯晓刚在“贺岁档”的时段，用血腥挑战观众的底线也好，制造彻底的悲剧也好，不给观众以人性的希望也好，看上去是他的硬气，实际上却是置自己于观众的对立，最终一赔再赔。
宋铮今天过来，本来没想着帮冯晓刚分析，《一九四二》为什么不讨观众的欢心，可既然他问了，宋铮又是个直肠子，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。
话说完了，宋铮是痛快了，冯晓刚却陷入了沉思。
过了好半晌，冯晓刚抬起头来，看着宋铮，突然笑道：“真是没有你看的明白，路TM走歪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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