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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。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。半醒的人们,揉着眼,祷告着祖先与神灵;不大会儿,失去了国土、自由与主权。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,枪口还热着。他们的长矛毒弩,花蛇斑彩的厚盾,都有什么用呢;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啊!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,有了火车呀,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。枣红色多穗的镳旗,绿鲨皮鞘的钢刀,响着串铃的口马,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,义气与声名,连沙子龙,他的武艺、事业,都梦似的成昨夜的。今天是火车、快枪,通商与恐怖。听说,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!”
——老舍《断魂枪》
紫禁城最后一位主人,爱新觉罗·溥仪去世那日,红色宫墙外已天翻地覆,红海洋席卷“全共斗”的东京、“五月风暴”的巴黎。
民国李煜瀛所题“故宫博物院”匾额换成不伦不类的“血泪宫”,午门对联“砸烂旧世界帝王将相脚下踩,创造新天下七亿神州尽舜尧”,横批“造反有理”。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画像牌位的奉先殿,被北京艺术学院的红卫兵改造成罪恶的四川大邑《收租院》泥塑展。
有人建议在太和殿广场造两座大标语牌,务必超过三十八米高的大殿,碾压“王气”;皇帝宝座要加封条,塑一尊农民持枪雕像……
形势逼人,周总理下令故宫关闭,侥幸逃过一劫。
两年后,故宫博物院里无论“造反派”“保皇派”,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宁县“五七干校”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故宫考古研究员王洛生,辞别妻子儿女,坐了两昼夜闷罐火车,开始牛棚生涯。
每天的学习就是种田、挑粪、放牛、打井,早请示,晚汇报,唱语录歌。王洛生三十多岁,田野考古出身,爱打篮球,身高体健,不像文弱书生。才两个月,他已后背佝偻,早生华发。
这天半夜,王洛生被从床铺上拎出来开会。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庙中,坐着十来个老头,有书画研究大师、商周青铜器学者、顶尖的瓷器专家,每一位都声名显赫。
所谓思想总结会,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,“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”。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,虽说文人相轻,但谁也不会在这种场合彼此开炮,便只能自我批评了。有人说,这辈子最晦气的事儿,是在1956年刨了万历皇帝的定陵……
破庙房梁上,有只大老鼠哧溜一下蹿过。牛棚安静了,仿佛被某种东西牢牢捆绑,在所有人双手双脚与嘴巴上打上死结。接近冰点的子夜,纸糊的窗外,稀稀落落地下起了小雪。臭烘烘的粪味,暂时抵挡住了钻入骨髓的寒冷。
唯独缩在角落的一个老头,闭目养神,不为所动。此人既非学者,也非专家,王洛生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,大家只管他叫“老木匠”。
轮到王洛生交代思想,他清了清嗓子,声音洪亮:“组长同志,我爷爷是北大教授王家维。九一八事变那年,我父亲在洛阳挖掘东汉古墓,我母亲在考古现场生下我,取名王洛生。大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考古研究所。”
兴之所至,他一连说了三个掘墓故事,全都发生在陕西的唐朝大墓……
“乾陵——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,中国绝无仅有的两位皇帝的合葬墓。唐末动乱,耀州节度使温韬,把关中十八唐陵挖了个遍,就是没打开乾陵。古书说‘乾陵不可近,近之辄有风雨’。郭沫若同志认为,若能打开乾陵,价值百倍于万历皇帝的定陵。《垂拱集》百卷、《金轮集》十卷、武则天真人像、上官宛儿手迹必能重见天日。郭老曾赋诗‘岿然没字碑犹在,六十王宾立露天。冠冕李唐文物盛,权衡女帝智能全。黄巢沟在陵无恙,述德纪残世不传。待到幽宫重启日,还期翻案续新篇。’”
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,记性倒是好得惊人!”检查组长吐了口唾沫。
“郭老要挖开乾陵,是想触摸中国历史的大秘密,为女皇武则天翻案。1960年,乾陵发掘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计划。但定陵挖出了那么多幺蛾子,周总理批示:此事留作后人来完成。话虽如此,乾陵发掘委员会还是从各地借调精兵强将,比如我。乾陵周边埋着两位太子,三个王、四个公主、八个大臣陪葬。考虑到我挖墓有经验,挖掘委员会让我带头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。”
牛棚里的唐史专家插话了:“这个永泰公主,名叫李仙蕙,武则天的孙女,唐中宗李显第七女,韦皇后所出。她嫁给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。而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子,这门婚事是亲上加亲。十七岁新婚不久,武延基得罪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,《新唐书》说这小两口子被下令缢杀。老不要脸的婊子,为面首杀了自己的亲孙女与亲侄孙。”
检查组长听得一愣一愣,如亲眼目睹深宫血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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