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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藩体系实在麻烦,占一块地还有这么多的说法。宗主国去占宗藩的地,总与天朝体制不合,这事儿估计又要够朝堂上吵一段时间。
这无关迂腐不迂腐,而是天朝体制之下的三观就是如此,对与错需要一个评价体系,哪怕杀人也会因为不同的评价体系而产生不一样的评判。
天朝在藩属国要一块地,甚至可能将来要驻军、要通商,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葡萄牙占着澳门,一直可以自圆其说,总还算保留了天朝的颜面。那是赏。
朝鲜这边就要麻烦的多。
之前为了防止激怒日本,或者被日本提防,刘钰一直没有在朝鲜搞事情。
日本锁国,一共两个搜集情报的地方。
一处是长崎,另一处就是对朝的对马。朝鲜也一直和日本保持沟通。
朝鲜整体上还算是比较聪明。最起码在战马之类的军用品上,对日本封锁的很严,不会因为利益什么都敢卖。这种聪明,使得如果天朝在朝鲜有太大的动作,朝鲜也可能会去通知日本。
这一点实在说不准。
现在国库要往海军投钱,刘钰的步子就可以迈的稍微大一点。
幕府体制反应很慢,就算是在朝鲜有了什么动作引起了日本的提防,也得两三年后了。
等到彻底反应过来,要把刘钰的贸易信牌都禁掉,招惹的也将是整个江浙地区的海商集团。
不说捐几艘船支持开战,最起码的运粮送兵肯定是全力以赴。
利益绑架的人越多,战争发动之后也就越有力量。以往的战争,大部分人并没有得到短期利益,但这一次会和很多人的短期利益息息相关。
只要能逼日本开国,实际上就是顺便把朝鲜问题解决了。
因为没有满清的迁界禁海,使得朝鲜没有机会在五十年前大量对日贸易,所以朝鲜国也没有足够的重金属储备。也就无法铸钱。
朝鲜现在还在到底用不用“钱”的问题上摇摆,伴随着大顺云南铜矿的开采,大顺已经有能力实现让朝鲜用中国钱了。
经济控制,就是一种新型的宗藩关系。
占领是赔本的,因为朝鲜啥也没有。
大顺现在急需的,是棉花产地和倾销地。对外倾销,才能保证轻一点冲击小农经济,皇帝不至于惊慌保守,在其反应过来之前还能走远一点。
前者,朝鲜和日本都不行。西域气候上行,但是运不出来,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下南洋去印度。
英国有美洲的棉田,大顺的耕地太紧张,地旷人稀有出海口的东北,又种不了棉花。
中原真要是大规模种棉花要出大事的,唯一能解决的方向就是印度做棉产区、日本和朝鲜做倾销地缓解手工业革命对内部的冲击。
故而日本很重要,朝鲜也很重要。
这种事最关键的是,是朝中的大儒们能不能找到一个“支持新型宗藩关系”的大义,或者解读经书的方向。
义利之辨,不止在人,也在于国与国的关系上。
这个方向,刘钰自己心里有数,知道掺和也没用。水平不够,说不过别人的,只能指望把经济基础打好,自有大儒出来解经释经。
好在这时候刘钰说的比较委婉,没有把野心昭然若揭,而是说借用朝鲜的两块地作为移民的中转站。
他作为鲸海节度使,这件事也是分内之事,算不得越权干政。
再者又没说现在就要逼着朝鲜开国,只是借块地避避风,朝堂中暂时的反对声并不是很大。
询问清楚了节度鲸海的权责和要求之后,这一场廷议也就基本上结束了。
大方向上定了,细节方面各有制度再论再议。
朝廷每年会投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在海军上,这两年先开始兴建军校在京城和西北大军中开始军改,一年之内会派人去一趟朝鲜商定“租借土地”的问题。
当廷议结束后,皇帝又召见了刘钰。
“爱卿此番立功受封,爵府的事也该考虑一下了。本想着就在威海为你兴建伯爵府,可是想着爱卿有才有能,日后再立新功,说不得还要在朝中为朕分忧,这伯府就选在京城吧。”
皇帝说的挺委婉的,刘钰听的挺明白的。在威海兴建伯爵府,那不是说要让刘钰永镇海军?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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