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滇南的清军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,十个巡防营,新军一个标,五六千人,逃出去的寥寥无几。
而革命军调动了近万人马,其中无线通讯大显威力。数支部队配合得相当默契,进攻、阻击都打得坚决勇敢。
至此,滇桂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转变。在广西的清军集团虽然能够击退负责牵制阻击的革命军一部,甚至能收复南宁,但这已经无关大局。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,再度威胁昆明。
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。清军集团转调昆明;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,请求增兵再战。
…………
雨季要来了,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、训练、经营、巩固的时间。经此一战,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,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。而且,广东清军独木难支,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。
陈文强放下电报,长长地吁出一口气。
结果呢,说意外也意外。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。
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,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,几乎都是坚韧不屈、百死不挠,“抛头颅,洒热血,以身殉志,以命酬国”的英雄志士。他们充满激情,不畏死亡。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,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。
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、厚道的农家子弟。能吃苦耐劳,也有一惯的服从,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。所以,在一群狂热、勇敢的军官带领下,即便训练时间还短,还有所欠缺。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。
几个月的缓冲时间,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,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、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,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。
急攻进取,当然也是一个套路。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。革命军到现在为止,充满朝气、锐气,这是可喜的优点。同时,无论是军事、政治、经济,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。
占据一块地盘,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,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、发展经济的试验田。由一地至全国,如果没有这个能力,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,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,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,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。
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,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。所以,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,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,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。
时机未到,时机未到啊!在陈文强的设想中,革命要总爆发,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。
首先,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。在湖广十七年执政,他的威望太高,无论是军队,还是政府,只要他发话,往往比圣旨还好使。所以,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,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,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?
其次,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。要知道,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、实业家,财力雄厚,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。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,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。
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,比如清廷中枢变化,政局动荡;比如突发重大事件,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。但这些,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。
综合以上的考虑,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。一方面,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,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;另一方面,张之洞调离之后,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,他还不无顾虑。
在当时的中国,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《奖励公司章程》、《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》等条例,但积习难以骤改,没有官府的支持,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,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。以厘金为例,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,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。
所以,正如张之洞所说,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,并借此加以控制,对他和他的产业,未尝不是一种保障。有人有枪,就算换了领导,也要掂量着办。
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,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,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。所以,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,还要费些心思,认真筹划。很自然,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,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。
钱,不能由他一个人出;权力呢,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。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,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,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。
难吗,有一点,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,有把握的。而且,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。
首先是安庆起义、恩铭被杀的影响。一位四品官员(徐曾捐有四品道员),潜伏在体制内,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,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。
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,他用了“事奇极”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——在此之前,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,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,与自己近在咫尺,其惊骇与恐惧,是可想而知的。
但更让朝廷惊骇的,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——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,还有端方、良弼等人。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,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——镇国公载泽、户部侍郎戴鸿慈、兵部侍郎徐世昌、湖南巡抚端方、商中右丞绍英——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。
“吾等自此以后,无安枕之一日”,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。而京城的宫苑衙署,则迅速“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,驻扎防护”,如临大敌,官员们则“惶惧异常,有草木皆兵之象”;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,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,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。
恩铭的死,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,无时不在,防不胜防的危机感,当时流行的说法是:“革命军不足畏,惟暗杀实可怕”。
…………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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