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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之于义利,一直是重义轻利。孔子赞颜回“贤哉,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”。彭更曾问孔子: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,以传食于诸侯,不以泰乎?”孟子回答:“非其道,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;如其道,则舜受尧之天下”。可见,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,关键在于是否有义,有则利再大不为过,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。到了朱熹,更是指出“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,凡事处置得合宜,利便随之,所以‘利者义之和’盖是义便兼得利”,可见儒家主张的是见利思义,以义导利,强调人的“趋利”要与“有道”一致。孔子说: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人之所恶也,不易其道去之,不去也”。求富贵去贫贱都应以义为准绳,以义导利,以义去恶,否则将适得其反。义利兼得,这才是儒家的理想!
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,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,儒家做出了先义后利、舍利取义,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。“鱼我所欲也,熊掌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有甚于生者,故不为苟得也;死亦我所恶,所恶有甚于死者,故患有所不辞也”。在此,孟子极大地强调了义的重要性,为了义,生命都可以舍去,更不用说一己之私利了。董仲舒提出“正其义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要求人们超越功利,保持道义和人格上的完满。朱熹极力宣扬“不谋利,不计功”的思想,在义与利的选择上,强调“必以仁义为先,而不以功利为急”,利永远在义后,选择义,淡化对物欲的追求,取得道德上的满足感。
可见,儒学之义利观,不是不求利,而只是利从于义,义占据着举重若轻的地位,对利的追求与获取,不仅要受义的制约,必要的时候,因义而弃利,这才是儒家重义轻利之精要——以义求利。在求利的同时,以义为准绳,不损害他人和家国根本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,为中华之义而求利又有何不可?
何为大义,何为重利?在我看来,忠君爱国、引领天下于大道为大义,富国惠民、供养强军定寰宇为重利!张大人假使能够做大做强现在这一家小小的纸店,引领天下商家之风尚,成为中华巨商、富甲天下,则岁献朝廷之税赋定然可观。再假使,各行各业皆有忠君爱国、心怀华夏的巨商,往来于海内、行商于天下,则我皇家朝廷岁入必然可观,我中华国力必然独步天下,我大清臣民必然富足充实,我士农工商四民必然安康和谐,当其时,大道之行,天下为公。至圣先师之夙愿可成矣!
然成此大义重利,则需从微义轻利入手,何为微义?人人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此为微义;商家童叟无欺、公平良德,亦为微义。何为轻利?小本起家、节用薄敛,积少成多、诚信经营,此为轻利。微义人人得之,则汇聚为大义,必然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轻利商商取之,则渐进为大利,必然富国惠民,天下万民衣食无忧,国中军士利器在手,何愁天下不安、四海不平?
张大人,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,我愿助你一臂之力!”
凭着大学时代的记忆,弘毅一口气说了一大段,引经据典,字字珠玑,听的张岁寒,还有那个季开生,简直目瞪口呆、无以反驳。弘毅喝了一口水,也不说话,坐在那里静静等待。
“下官季开生,听闻贝勒爷此言,才知山外有山、天外有天!”季开生深深一躬,诚恳说道。受益于近几日日夜拼搏编修那本《国学与西学》,他算是比较早的接触那些后世的先进思想了,所以接受起来也是比张岁寒快了许多。
“季大人客气,刚才我所说的那些,如果堪用,大人可以择其精要,编入《国学与西学》一书也可。”弘毅要求道。
“下官明白!”季开生满口应承。
“属下何德何能,今日得贝勒爷提点,实在是三生有幸!还请贝勒爷赐教!”更具商业头脑的张岁寒,明白了之后,耐着性子等季开生表态结束,赶紧顺着弘毅那一句“你若愿为这天下第一儒商,我援助你一臂之力”,来寻求金点子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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