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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,陈作新最后被追赠上将,终究是死于“名”,而非他更希望的“色”上。王麟此时念着这首诗,心中默默道:“既然我来了,看着吧,一切都会不同的。”

却说王麟几乎沉浸于过分的yy之中的时候,突然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声音响起:“焦达峰同志奉同盟会本部特派,来湘组织军政府,起义事宜,是不是等鞠荪(焦达峰)回来再谈?”

王麟循声看去,原来是同盟会的曾杰发话。

“前次议事,鞠荪与大家约定九月初一(按:也就是阳历10月22日)起义,现在起义提早举行,是否太过仓促?”同盟会湖南分会的另一负责人文经纬接过话题。

“伯兴兄、晋藩兄,如今省垣形势紧张,刚才你们出城时也见到了,黄忠浩那厮调集巡防营紧守城门,还派人四处缉捕我们革命党,若非巡防营弟兄许多已经被策反,此刻我们还未必出得城来。我建议,起义宜早不宜迟。鞠荪去浏阳召集会党,明日方能赶回。若非王总长来到,确实非等鞠荪回来发令不可,如今却不必了。军情如火,耽搁不得!”陈作新答道。

安定超也在一旁附和:“军中弟兄都已经完全发动起来了,随时可以举行起义。会党徒众再多,在作战中也起不了多大作用,只有光复长沙后,把他们编练成军队,才能大用。”安定超这等军中老人,却是不太瞧得起有如乌合之众的会党。

王麟微微一笑,从身上掏出一封信函,递给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文斐,说道:“这是王某动身之前,宋遁初嘱我交给湖南同志的信件,是遁初兄亲笔所书。本来,遁初兄是希望能亲赴长沙的,只是武昌城里还需他坐镇,所以特托付王某来与湖南同志联络。”

文斐接过信函,迅速浏览一遍,信件不长,言简意赅,不过寥寥数句,大抵是赞王麟此子如何了得,乃我革命党之干城,又以湖南之事托其负责,希望湖南同志配合云云。文斐念完又依次递给给曾杰、文经纬、陈作新、安定超等人,一一传阅一遍。

王麟也不急躁,静静地站于一旁,等着他们一一把信看完。

对于在场之人,宋教仁这封信的作用,可比什么话都强,大家传阅一遍后,再无异议,当即承认了王麟湖南革命领导人的身份,并开始商议发动起义的具体事宜。

王麟拿出信函,就料定了是这个结果,要知道两湖同盟会,实际上就是宋教仁、谭人凤、居正等人在负责,又以宋教仁为核心,刚才曾杰所说的“同盟会本部”其实指的也不是东京同盟会总部,而是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。

而在两湖地区,直接策动革命的,除了蒋翊武等人组织的文学社之外,还有由同盟会员刘公、居正、孙武、焦达峰、喻培伦等人于1907年,发起组织的共进会(其中,前三人为湖北籍,焦为湖南人,喻为四川人)。共进会的成立,就是因为发起诸人,一致认为同盟会东京本部不能成事,才“另起炉灶”。

黄兴曾面诘焦达峰:“为何要另立山头?”

焦达峰答道:“同盟会举趾舒缓,何时才能成事?共进会用以赴急,非是故意立异。”

黄兴继续责问道:“如此则革命将有二统,二统将谁为正?”

焦达峰笑道:“兵未起,何急也?异日公功盛,我则附公;我功盛,公亦当附我。”

时年黄兴33岁,焦达峰21岁。

王麟有着后世意识,熟知革命党的这些掌故,才敢暂时“抛下”湖北,带着这么一点人马,就匆匆赶来湖南“抢功”。

可怜宋教仁也是当世英雄,但他可没有“后知后觉”,如何能够清楚知道如今湖南情况,有没有王麟,都可以随时光复。况且,宋教仁此人才真正是气度宽宏,待人真有点“有疑处不疑”的古风。另一个时空,他即使被刺,临死之前还写信给袁世凯道:“窃思仁自受教以来,即束身自爱,虽寡过之未获,从未结怨于私人。清政不良,起任改革,亦重人道,守公理,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。今国基未固,民富不增,遽尔撒手,死有余恨。伏冀大总统开诚心,布公道,竭力保障民权,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,则虽死之日,犹生之年。”

所以他见王麟“锐意赴难”,几乎是单骑去取长沙,他只认为王麟此子,急公好义,乃我革命党又得一良将,因此,大笔一挥,迅速草就一函,让王麟带着南下,此时果然发挥了莫大作用。

P:感谢书友“老吴小吴”的打赏!

汗~发现前文“议事”时用的是阳历,大错,不过不好改了,特此说明一下。

早上起来,吃了早餐,中午匆匆扒了两口饭,几乎一口气码到现在,终于码完一章,累惨了我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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