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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.,宪政之精髓在民主。政府与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,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,…”
“…..,目前推行民主政治,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。 ......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,则国事势 必包揽于一党之手;才智 之士,无从引进;良好建议,不能实行。因而所谓民主,无论搬出何种花样,只是空有其名而已。…..”
新华日报连续刊载党内总量级人物发表的文章,抨击并引导这股潮流,将其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。在这股风潮中,黄炎培、张澜、罗隆基、张申府等人顺势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,随即提出议案《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》。
蒋介石看到这个状况非常恼火,局势发展到现在,已经完全出乎他的意料,眼见风潮越演越烈,他急忙让陈立夫尽快平息,陈立夫召集cc系骨干,徐恩增建议将引发风潮的辛一贯秘密抓捕,然后利用新闻管制。封杀所有反政府言论。
张道藩反对,认为这无疑于火上浇油,而且辛一贯既不是GCD也不是民主党派,而是庄继华的人。到目前为止,庄继华还没有发表任何言论,也就是说,到目前为止事情还在他能接受范围之内,可如果动手抓人,首先无正当理由,其次势必与庄继华全面破裂,必将引起他的全面反击,事情就变得前途莫测。
李彦国也不认同徐恩增的办法:“庄文革知道这次是委员长想收权,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,但他肯定有底线,可以设想下,他的底线就是重庆模式,党部可以换人,行政可以换人,但绝不允许动摇他设定的体制;所以只要遵守他的体制,他就不会反对。但现在已经不是重庆问题了,更多的是各党派想趁机跟我党分权,要平息这场风波只有一个办法,把水搅浑。
我建议首先停止更换党部主任,已经离职的重新安排工作,没有离职的就继续担任原职,此举可以稳定庄继华;对于所谓的民主问题,把他套到GCD身上。演变为两党论战,我们的武器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。”
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,他在今年三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《野百合花》和《政治家 艺术家》两篇文章,结果受到强烈批判,被打成托派分子,将他和另外五个人说成是托派反党集团。
这件事在八月时被中央日报派驻延安的记者揭露出来,在国统区的青年中引起巨大震动,蒋经国趁机命令三青团在青年中掀起一场声援王实味运动,要求延安立刻释放王实味。
陈立夫采纳了李彦国的建议,由李彦国出面宣布重庆十六县县党部人事不变。同时在中央党部控制的《中央日报》、《扫荡报》、《人民评论》上掀起一场对中共的宣传战。
“…..,中共口口声声谈民主,然而王实味一案证明,延安并没有真正的民主,相反更加专制,更加黑暗,….,委员长只领一半薪水,与别人相同的粮食配给,而他还要给他的工作人员发工资;延安的中共干部看上去薪水很少,可他们却享有政府陪给的所有特权,包括保姆。包括住房,包括比别人更多的食物,衣服…..。”
“….,很多人在谈民主,实际上民主只能解决民主的问题,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,试看重庆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;重庆是我们发展最快的地区,它在短短十年内就建成了数百家工厂,修建了贯穿整个西南的道路交通网,打造出一个抗战基地,这些不是在民主模式下实现的,而是在专制下完成的,这说明当前中国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。….。”
面对国民党的攻击,董必武、郭沫若亲自撰文驳斥中央日报的攻击,博古也撰文支持,黄炎培等民主党派的文章被国民党报刊集体封杀,只能在新华日报上刊登,可此举正中陈立夫下怀,水,开始变浑了。
“文革在西安做什么?”但蒋介石却感到其中有股暗流,他现在还不知道这股暗流是从那里来的,但他判断这股暗流很可能与庄继华有关,几年前,庄继华就向他提过联合政府,而且以他与张澜的关系,若无他的授意,张澜不可能与黄炎培搞到一起。
“他从甘肃回来了,”唐纵小心的答道:“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就与胡宗南、李铁军等一期老大哥在西安附近游览,另外还有就是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宣侠父。延安好像有意邀请他去。”
“延安对他又感兴趣了。”
蒋介石低着头似乎在自言自语,唐纵却听得真真的,可他不敢作任何表示,他身上也有浓厚的西南开发队背景,副组长王小山更是贴了标签的庄系,当他知道蒋介石要收拾西南开发队时,两人都做好调离侍从室的准备,可这道调令却始终没下来,连王小山也没任何事情。
让唐纵有点意外的是,关于庄继华的情报并没有回避他,还是让他处理,当他不敢出一丝漏洞,他甚至察觉到王小山也不象以前那样随意向庄继华通风报信,他已经察觉数次这样动作。
“你说他会去吗?”蒋介石似乎在考较唐纵,对这个问题,唐纵早有准备,他故意思索下才回答:“文革学长的想法,学生从来捉摸不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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